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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科学发展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重大攻关课题研究简讯(一)

发布:2015-06-07 19:08分享:

“遵循科学发展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重大攻关课题研究简讯(一)

日 期:2008-11-11来 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课题专题座谈会综述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切实响应教育部直属高校第18次咨询工作委员会会议所发出的“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加快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步伐”的呼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于2008年1月正式启动了《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课题研究。课题发布后,得到全国各有关高校和省、市教育研究机构的积极响应,课题申报非常踊跃。许多高校的校长和研究机构的领导都亲自挂帅申请课题相关板块的研究。截至4月末,已收到课题申请书近150项。
  为配合这项重大攻关课题的研究,凝聚全国高等教育领域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智慧,经周远清会长提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于2008年4月29日在北京交通大学召开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专题座谈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厦门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中央教科所、辽宁教科院、北京教科院、天津教科院、中国教育报刊社、教育部评估中心等30多名校长和专家参加了座谈会。会议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蔡克勇主持。
  周远清会长首先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感谢与会代表对课题研究的大力支持,同时希望通过此次座谈会能够进一步明确“为什么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什么是高等教育强国”、“怎么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等问题。他在发言中指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当前启动“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这一重大攻关课题面临着两个重要的思想背景:
  第一是我国改革开放已走过30的历程。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高等教育要进一步发展,就要建设一个更加开放的高等教育。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启动这项研究意义非常重大。正如陈至立同志所讲,“我们的高等教育又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第二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某些省也随之提出了第二次思想解放或继续思想解放等。中国高等教育是不是也面临着这个背景?继续解放思想,使中国高等教育站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如何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迈进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因此,开展这项课题研究对中国高等教育会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也需要一个长久的研究过程。
  在关于“为什么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问题上,周远清会长谈了两点看法:
  第一,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不是心血来潮、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到现在对高等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中国高等教育经过了大改革、大发展,虽然大家会有一些不同的认识,但总体来讲得到了大家的共识,这为中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在大提高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要提出什么样的目标”这一命题。“什么是高等教育强国”、“怎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会有更大的激励作用,特别是当它变成一种政府行为之后,大家集中研究这个课题将会更有意义。这一课题的研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了这个阶段而提出的重要的目标。
  第二,高等教育发展到这个阶段,需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来凝聚大家的思想、凝聚高等教育战线的力量,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通过高等教育多年来改革发展的经验和历史,还需要在三方面下工夫:
  一是体制改革。这几年我们进行了很多改革,应该说有很多东西值得研究,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更要进行很好的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还有很多东西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比如,大学的办学自主权、目前的管理体制、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等都需要不断地深入研究。我们承载着继续改革或完善体制改革的使命,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二是教学改革。近些年来,在推进高等院校“提高质量、提高水平”上,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全国高校也都积极参与其中。但是真正要变成高等教育强国,培养出在世界科技、教育舞台上,甚至政治舞台上有很强竞争力的人才,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在教学上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三是现代化的教育思想。中国高等教育的思想、理念应该说不是先进的,甚至是很落后的。所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教育思想,也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中比较重要的课题。我们的教育研究界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由弱变大,但还谈不到变强,不过大家越来越重视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不断涌现出一批有声望的专家、学者,今天就来了很大一部分。所以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研究过程中,如何建设现代化的教育思念,大力推进对高等教育的研究,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想通过这个研究来大力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使中国高等教育逐渐由小变大、由大变强。
  最后,他衷心希望与会的领导和专家能够成为这个大课题组的专家成员,共同参与到这项课题研究中来。
  周远清会长的发言和提议得到与会代表的积极响应,大家纷纷踊跃发言,畅所欲言。现将代表们发言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为什么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北京交通大学王建国书记围绕“为什么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第一、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
  国际上把将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并形成日益强大竞争优势的国家称之为创新型国家。大量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同样,一个国家的创新,关键是科学技术的创新。有关研究认为,创新型国家应至少具备以下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创新投人高,国家的研发投人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二是科技进步贡献率高达70%以上;三是自主创新能力强,培养和汇聚了大批创新型人才,国家的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通常在30%以下;四是创新产出高。目前世界上公认的20个左右的创新型国家所拥有的发明专利数量占全世界总数的99%。
  在上述指标中,科技进步、自主创新能力、创新产出等三方面都与高等教育有着直接的联系。从国际情况来看,高校已成为国家知识创新活动的核心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全世界2/3的《Nature》和《Science》论文、3/4的诺贝尔科学奖是由大学发表、获得的;其中前100名大学发表的《Nature》和《Science》论文占大学在这两个刊物发表论文总数的3/4左右,前100名大学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占大学获奖总数的94%。
  迄今为止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科技成果中有70%诞生于研究型大学。美国、日本、英国、法国、韩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统计显示,美国从1949––1999年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一直在快速提高。美国发达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劳动力、出色的科技人才和优秀的管理者,这些都直接作用于美国的经济,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根据美国大学技术管理协会的统计,近20年的高校技术转让为美国经济做出了300亿美元的贡献,科技成果转化率已达80%。在日本政府的“科技创新立国”国策中,高校成为其国家创新体系中重要的基础创新基地。韩国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就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其非凡成就主要归功于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尤其是对高校科技创新的重视。综观几百年来人类发展的历史,世界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该国高等教育的兴起,甚至在相当多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一个国家的兴旺具有根本和革命性的作用。
  从我国情况来看,全国3/4的科学引文索引(SCI)论文由大学发表,有63%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36%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在高校。“十五”期间,全国高校累计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占全国授奖总数的55.1%国家技术发明奖占全国授奖总数的64.4%,还打破了我国连续6年无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的局面;国家科技进步奖占全国授奖总数的53.6%。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高校研究人员占有80%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原始性创新和高技术研究前沿领域取得了许多标志性成果。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成了最重要的资源,在知识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科技实力成了最重要的竞争力。高等教育是知识创新的主要基地,是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的结合点。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更好地激发高校的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潜能,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不仅适逢其时,而且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不可替代的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尽管近些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与国外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相比较,我国高校在投人和队伍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我国高校科技创新工作还不能充分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要求,不仅制约了高校创新能力提升的步伐,也不符合高等教育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的时代需要。
  第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必然要求
  目前,关于人力资源强国的界定,比较公认的观点主要包括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完善,教育产品的数量、层次和类别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全面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高能够培养一大批各个行业的一流人才,满足实现国家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需要教育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教育经费包括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社会和个人教育投资等基本满足教育发展需要。高等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科学研究和服务经济社会的重任,上述指标的界定,都与高等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建成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2000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德国、英国、法国等公认的高收入国家15岁以上成人识字率一般均达到99%。美国25–64岁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17年,居全球第一。据统计,1990–2000年,美国、英国、日本等人力资源发达国家每百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分别为4103、2678、4960人。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人力资源开发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美国人均GDP自1913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近一百年来经济、军事、人力资本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首位,而教育、人力资源优先发展正是其经济持续强盛的不竭动力。美国高等教育从上世纪初起,分1911–1941年、1941–1971年两个30年实现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5%到15%、50%的飞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进人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的国家,1993年更是达到80.9%。美国凭借其创新思维及优质大学名列世界上竞争力最强的经济体。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的两次飞跃都与高水平的教育发展有关,1947年日本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5.8%,1970年上升到18.7%,进人了大众化阶段,此后10年日本大学在校生人数增长了2倍,199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3.7%,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一书中总结日本明治维新后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时就认为,教育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化的最大特点。
  近些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使其不仅应该而且能够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过程中发挥龙头作用。我国的高校本身就是国家优秀拔尖人才的聚集地,肩负着为国家培养一大批一流人才,满足实现国家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需要的光荣使命,是提高我国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群体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基础和不竭源泉。目前,我国高校拥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662人,约占两院院士总数的49.7%。2005年新增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有55%来自高校。“十五”期间,高校作为第一承担单位承担“973”计划项目85项并担任首席科学家,占立项总数的54.5%。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有利于更好地调动和发挥高校培养优秀拔尖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进程。目前我国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8.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0年以上,全国总人口中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已达7000多万人,从业人员中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已位居世界前列,我国正加速完成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然而,和国外相比较,我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仍任重道远。1990––2000年,中国每百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仅有459人,不到日本的1/10。2007––200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相关人士指出,中国大陆要提高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还需设法解决包括高等教育和培训等在内的弱项。
  综上,我们不难得出,教育兴旺发达,则人力资源兴旺发达,进而带来国家的兴旺发达。加快教育事业发展是全面提高人口素质,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换为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要想国家兴旺发达,要想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就要努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第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美国、日本、英国、法国、韩国等一些国家是世界公认的高等教育强国。对于什么是高等教育强国,目前没有明确的界定。综合学术界有关观点和这些国家的经验,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至少应在以下指标方面具有显著成效:一是建设有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建成一批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著名学府,从而带动整个高等教育走向世界;二是有一批占领世界学术前沿的重点学科;三是有一批在国际科学技术教育舞台上具有竞争能力,在世界科学技术教育发展前沿工作的科学家、教授、企业家,有一批能在各类国际组织、国际舞台上充分发挥作用的专家、活动家;四是高校在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科研成果及其转化方面有很强的实力,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突出贡献,满足国家战略发展需要五是高等教育普及率达到40%––50%,每百万人口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达到3000人左右。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不到3%。1998––2006年,普通高校当年招生数从108万增加到504万,高等教育总规模由不到800万人增加到2500万人,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2%,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成为高等教育第一大国。同时,我们在实现质量、管理、特色等目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与建设创新型国家、人力资源强国要求和国外大学高校的作用相比,我国高等教育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主要表现在:一是创新性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数量还很不够,特别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研究生教育还相对薄弱,培养的人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待提高。曾有专家运用计量回归分析得出,中国教育的产出弹性是0.47,也就是说,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将带来GDP0.47%的增长,与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平均0.959%相比明显偏低。二是知识创新、科技创新能力不够,相应的创新成果及其对经济社会的贡献不够。现有科技创新平台的综合交叉性、集成性以及国际化程度普遍较低,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得不到充分的投人和支持,科学研究、学科发展缺乏核心竞争能力。三是体制机制尚不完善,高校办学自主权未完全确立,教育公平竞争的机制没有完全形成,不利于高校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政府职能在对学校的管理上也相对滞后。
  还存在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投人不足。近几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的比例在3%左右徘徊,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以上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6%的平均水平。教育部和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普通高等院校预算内生均经费和公用经费逐年递减。预算内生均经费由2002年的6178元降至2004年的5552元,生均公用经费则由2453元降至2298元。二是师资队伍总体水平不高,世界级领军人才匾乏,创新人才成长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很难以发达国家的条件聚集一流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因此,高等教育下一步发展重点,理应在做大的基础上立足于做强,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潘懋元教授在谈到“为什么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时指出: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启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这一新的课题,意义非常重大。三十而立是说小孩子长大了,而“世”就是繁体字“三”串起来的,就是说“30年称为一个世代”。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了一个世代,现在正要进入第二个世代,这时要有新的考虑。假如我们说在第一个世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进行了思想准备和一些必要的基础准备,这30年来从数量增长上来讲,中国的高等教育已从数量落后的国家成为高等教育第一大国,这是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第二个世代,我们要让中国从人力资源大国成为人力资源强国,要实现这一目标主要靠高等教育。因此,在此时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这样一个战略性的命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北京教科院副院长吴岩认为:教育不能救国,但教育可以兴国,高等教育有可能强国。历史和实践证明,一个国家在发生危机时,教育不能救国,但是中国的和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中国30年的发展历程证明,教育可以振兴国家。如果前30年的发展打下了全面兴国的基础,今后的30年是否可以探索一条高等教育强国的路径,也就是说,要探讨高等教育是否可以在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方面成为支撑或基本要素。
  中国高教学会副会长、四川省高教学会会长卢铁城围绕“为什么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话题谈了自己的认识: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了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知识和掌握知识的人才已经成为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关键。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这些国家发展战略是依据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和我们的发展目标确定的,但最为核心的是落实到人才上。所以锦涛同志讲到:人才的基础在教育。必须要有先进的教育体系才能培养出符合国际竞争所需要的人才。因此,在现在的背景下,为了贯彻国家整个的发展战略,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必须要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步伐。
  二、什么是高等教育强国
  武汉理工大学副校长张安富认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首先应该把握“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特征,如果不把握“高等教育强国”的特征,就不知道从哪里建设、怎样建设。他认为“高等教育强国”应有外显的特征和内显的特征两种。
  第一、外显特征
  1.“高等教育强国”一定是在国际范围内看我们的实力如何。怎样去衡量?至少是在世界公认的排名中,100名当中有几所中国的大学,200名以前有几十所中国的大学,500名当中有很多所中国的大学。而我们的情况不是很乐观。我们很多大学都是百年历史,为什么进不了100名以前?确实值得我们去反思。
  2.高等教育在国家的创新体系中应该成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要构建国家的创新体系,如果说高等教育占不到很重要的份额,或者说引不起足够的重视,那也谈不到高等教育强国。
  3.“高等教育强国”,就是对国家的技术发展的贡献很高。我们现在还是制造大国,而不是创造大国,如果能够在尖端技术上都是自己的专利,特别是高校创造发明出来的专利,那么我们就接近高等教育强国了。
  4.“高等教育强国”真正能够体现引领社会进步,成为社会的中心。上世纪末周远清部长讲过这句话,但事实是目前的高等教育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中心,还不能引领社会的进步。
  5.“高等教育强国”一定是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澳大利亚这么一个小国,全国留学生的比例是23.7%,重点大学留学生比例超过40%。而我国在这一方面现在肯定是很低的。
  6.“高等教育强国”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应比较高。办教育靠学校自己来办,是绝对办不成很强的高等教育,因为学校毕竟是一个公共单位,而不是盈利性的单位。
  第二、内显特征
  1.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我们现在的国情限制了高等院校再进一步快速发展,但不等于不发展。如果规模不扩大,就谈不上强国。毛入学率太低,也谈不上高等教育强国。所以不同的学校一定要有不同的质量标准,不能完全趋同。现在趋同既有学校内部的一种心态,也有我们政策不合理的导向。
  2.如果在中国不能真正建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大学制度,谈“高等教育强国”是不可能的,因为制度是保证。这些制度首先应该真正体现以校长为独立法人的办学制度,真正能够体现以人为本的制度。口号大家都提,但实际上大家都没做到。办学真的做到了以教师为主体吗?教学真的能以学生为主体吗?没有。我们的学风为什么不好?因为学生很多学的是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他不想学,你强迫他学,当然学风好不起来,学生的个性也张扬不了。
  3.真正体现学习自由,澳大利亚他们竟然有一个毛泽东思想讨论会,非常自由。
  4.高校应体现以服务为宗旨的管理
  此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还应关注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核心。不仅要有强势学科、强势专业,还应该有强队伍。不光要教师队伍强,而且管理队伍素质也要高。高校校长不仅应是教育家,也要是专家。
  第二、创新问题。要强调创新,专家学者要能沉下心来做出原创性成果,校内外环境都要能使专家学者真正能做坐下来研究,而不能只重数量不重质量。
  第三、科技成果转化率问题。现在高校出了很多成果,但不能转化的成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要努力使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第四、以教学为中心。
  现在有的学者指出,大学的功能越来越多,教学功能越来越弱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我们的大学必须要将培养人才放在第一位。
  北京教科院副院长吴言认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指如何建设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如何强国是另一个问题。“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考虑,如果是“高等教育如何强国”则是国家战略考虑的问题。“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首先应该考虑“高等教育如何强国”,在这个战略下才能讨论“如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如果我们在“高等教育如何强国”方面没有取得国家的认可,那么“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就是自话自说,自己娱乐自己。如果这个课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大规模研究之后,能够为中央、国务院决策所采纳,那么才能有意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赵婷婷认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应有两层含义:一是高等教育系统本身强大;二是高等教育去强大国家。这两点同样重要。国外是做强了高等教育,然后对国家的强大也起了帮助,这一切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中国是为了做强国家而去建设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国家强大服务。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很难兼顾自身和社会两方面。而大众化阶段则是一个契机,一流大学做强自己,为国家强大做基础研究,一般高校要更多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三、怎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与会代表对“怎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都给与了特别的关注,所阐述的观点反映出代表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从四个方面谈了自己对“怎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理解:
  第一、“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一定要解放思想、继续深化改革。
  最近若干年,大家谈发展时都眉飞色舞。讲改革,套话、空话连篇。大家只是讲改革,但是具体的方法没有,真正到做的时候,很多人反对。所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依然是最重要的问题。改革就意味着打破常规,意味着现在的格局要突破,这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利益。没有这个勇气,就不要提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否则就是空话。
  第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要对“两个基本”进行改革和创新。
  一是要形成新的基本的高等教育制度。我们的转型期,到底要转到哪里?未来的形势是什么?要形成新的基本的高等教育制度,要建设两个体系:普通高等教育体系、高等职业教育体系,要分别举行高考。当前最差的学生到高等职业教育中去,他们还有什么光荣感、自豪感、使命感?目前社会评价和教育制度就把它贬的很低,把职业教育贬的非常低。现在的高考制度完全是精英选拔制度,这种制度怎么能适应大众化的人才培养要求?没有基本的制度创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问题会很大,因为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并不仅仅是规模大,而是人才选拔制度的改变、专业制度的调整、质量观念的调整、培养方法的调整、教育资源的调整。没有这样的思路,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非常困难的。
  二是基本管理体制的制度创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央和地方的机制是不协调的,中央是管质量、管标准,但是到了地方,标准就变了。所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体制怎么改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学校要有自主权。我国这几年高校办学自主权并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实际上是政府控制很多。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改革的方向是不明确的。这个问题不改革的话,是不得了的。现在地方政府对高校的干预很厉害,谁来管这种事情?政府说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大学的自主权在哪里?这是倒退,而不是前进。
  高等教育与社会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化,这种关系需要创新。离开产业部门是不行的,过去是由部门办学,而现在不能走这条路。但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究竟要怎样处理这个关系?
  高校内部关于治理机制、管理体制的问题。行政权利和校长权利是什么关系?教师治教什么含义?这些问题如果回避的话,“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很难的。
  第三、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关注“一个面、一个点”。
  首先是“面”的问题。这几年重要文献中谈到高等教育,大概就会提到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并不是通常教务处、校长所说的含义,而是当前党和政府指导高等教育的大政方针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点。所以在“面”上如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高质量是核心。人民大学举办中日友好交流的开放日,胡锦涛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三句话表达出了我国最高领导人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关心:“发扬传统、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特色才能办出水平,办出水平才能彰显特色,办出特色才能培养出创新型的人才,这是高等学校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方针。所以,怎样落实好科学发展观,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不能只是几个学校在那里搞,而是所有学校都要参加。优化结构为前提、提高质量为核心,发展传统、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二是“点”的问题。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并不否认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这方面要下大功夫。怎样来解决呢?这个问题就比较多了。可以说学科建设是龙头、队伍建设是关键、环境建设是保障,但现在很重要的问题是大学要有大学的精神,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主要就是要培养人才、繁荣学术。一般的高校如果是培养人才的话,那么研究型大学的这双重任务就要突出。大学的本质精神是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关心人类的命运和未来,所以大学的自主性是非常重要的。要宁静致远、反对急功近利、反对浮躁,而这个大学的基本精神在中国成了严峻的挑战和问题。
  第四、要解决理论、思想上的问题,突破教条。
  首先要从东教条、洋教条中解放出来。好的学校一定要有研究生,这就是一种教条。东教条、洋教条太多,这就涉及到强国的概念。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像美国,我们一定要建设适应于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如果能够适应这个国家培养人才的目标,那么它就是强大的。强大首先是成熟的,其次才是强大的。中国的大学不是为美国服务的,而是为中国服务的,高等教育如果能够服务好这个社会、引领这个社会,就是强大的。
  二是要从教育的产业化、市场化的理论误区中解放出来。现在教育的产业化、市场化的思想根深蒂固,令人痛心。为什么会这样?是校长的问题,还要找省委的问题,省一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得不到保证。因此,这就涉及到管理体制的问题。
  三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不从中国的实际和存在的问题出发,改革是很难保证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本身就是发展。但是我们现在不大喜欢讲存在的问题,总是在讲我们的教育质量提高了,这样看待问题是不行的。我们的高等教育确实有提高的地方,不过也有很多下降的地方,这是不得不承认的。美国是“宽进严出”的,我们是“严进”了,但是没有控制好出口,500万进来一样,300万进来也是一样的,没有感觉到自己存在的问题。那么制度创新到哪里去了?所以,实事求是就是要研究存在的问题,不要固步自封、只报喜不报忧、不愿意承认问题。衷心希望高等教育学会组织的这个课题能够实事求是的,抱着对国家、民族的忠贞和热爱,把研究工作做好。
在谈到“怎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时,潘懋元教授认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研究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这是一个落脚点,这一落脚点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我们要建设中国人力资源强国,作为强国的人力是多种多样、多层次的。
  第二、现行的很多政策、措施、规范、制度等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出现趋同化的现象。全国高考一个考题,这是趋同;现在研究生入学考试和本科一样,必须要从高分到低分,有严格的限制,而不是可以自己选择,这都是趋同化。因此,针对国家需要多样化人才而高等教育趋同化的现实,就要更加重视研究不同层次高校的特点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目前有三种类型划分:研究型、职业型,除此之外是大量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应用型大学。如何建设、发展应用型大学?只有一个趋同化的经验,或者说只有传统大学的模式是行不通的。应用型的目标是什么,课程是如何设置的,教材是怎样的,应用型的教学方法是怎样的,如果没有落实,那么我们所说的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就很困难了。应该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是正确的,但许多政策并没有跟上;战略正确、政策不配套,战略就悬空。因此,“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最终要落实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的建设中。
  《中国高等教育》主编陈浩也就“怎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应该有两条路线:一是“自上而下”的推动,二是要“自下而上”的推动。大家更多地希望“自上而下”的推动,这样会更容易一些。如果“上”的人思想没有解放的话,就需要“下”来做。目前高等教育存在两个现象:一是对已有的成就传播不够,二是对问题研究不透,大量新问题出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课题研究不需要空洞的谈,而是要针对问题来谈。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有三大呼唤:
  第一、呼唤充满活力的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
虽然我国现代化事业不断推进,但很遗憾,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没有人提。“十七大”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提升教育现代化水平。”国家的现代化会推动教育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反过来,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也会促进和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构建新的高等教育体系就是要构建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这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第一呼唤。
  第二、呼唤高等教育管理现代化,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管理由经验走向科学。
  目前的高等教育管理还是经验式的管理,而且这些经验是某些人的经验,并不全面,有些甚至是很落后的,不仅是理念落后、方式方法也很落后。所以,要强调树立和推进现代化的管理理念。一些校长呼吁,高等教育的管理在加强管理中把有些事情管死了。规范管理很重要,这是第一层面的;但规范管理不是高水平的管理,应该是科学管理,所以管理需要创新。
  第三、呼唤高等教育改革开放要有新突破,需要思想大解放。
现在阻碍高等教育进一步提高、发展的大大小小的思想障碍还很多,这些思想需要解放。思想要大解放,首先要解放大思想,学校的党政领导的思想也需要解放。“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核心应该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这是最本质的。但如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尤其是教学质量,需要突破性的跨越式提高,要实现这一目标只能靠改革。我们现在的人才培养模式是落后的,是几十年的一贯延续,没有很大的突破。再不进行思想突破、制度突破、理念突破、方式突破,就无法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
  在“怎样高等教育强国”的问题上,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张德祥认为,“高等教育强国”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过程。作为目标来讲,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强国涉及国家和人民;二是应该放在世界的角度上,来看我们的高等教育强国。那么从哲学的角度讲,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都有阶段性的特点,那么既然是个过程,我们的高等教育强国是否也有阶段性的特点呢?这些年高等教育得到了大发展、大提高。但是这个大发展、大提高、大改革不是在一个常态下进行的,可以说是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应该说短短几年的时间,高等教育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任何事物都是这样,跨越式的发展在某一阶段会显现出它的成就,但也会积累某些矛盾和问题。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当我们走向新征程时,是否应该梳理一下高等教育中积累了怎样的矛盾和问题。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踏入新征程时,这些问题、矛盾逐渐显现,而且制约了发展。我们应该认识清楚哪些问题制约了我们的发展步伐,应该如何来解决。积累的问题和矛盾还需要实事求是、进行认真的调查。因为我们站的角度、层面不一样,看的问题也不同,所以我们把现在的问题看的更多一点,解决的更好一点,有利于我们轻装上阵,而且建立持续发展的机制。
  在“研究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时,要很好地看看我们的现状,看看高等教育存在什么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设高教强国。他认为目前比较突出的矛盾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管理体制。形成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为主。这个体制建立起来了,但是需要深化的方面有很多。事实上,这个体制建立起来后就放在那里了,并没有深化,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权体制,这是很突出的问题。
  二是投入方面。现在高校是在替政府分忧,所以这几年没有什么投入,特别是地方院校。地方院校是中国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承担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最主要的一块,也是面临问题最多的一块。如果出现的问题过多,也会造成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松散。这几年不允许涨学费,办学成本上升,几道关口都在卡,所以很多地方院校非常艰难。现在没有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增多经费,没有形成督促地方政府增加投入的机制。地方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是很大的,但是没有形成相关的机制。所以造成了一边大发展,一边经费在大下降,出现的问题是很多的。
  三是机制问题。几位专家都谈到了鼓励各个层次办出一流,但现在没有。
  四是制度问题,特别是大学制度问题。现在制度带有根本性、稳定性问题。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大学与教师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很好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高教学会会长卢铁城在发言中着重谈了几个体系的问题:
  第一、规模
  实际上如果没有前10年高等教育规模的大发展,没有高等教育的规模大国,也提不出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在规模上,我们至少要向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目标迈进,也就是50%。美国已超过60%,日本、韩国超过80%。我们的浙江、江苏、湖南提出了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目标首先就规定了毛入学率,这个目标达到了之后可以扩充到多种形式的教育。目前以提高质量为主的情况下,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高等教育规模就不再扩大了。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稳步发展规模仍然是需要的。
  第二、质量
  美国高等教育总体质量很高,不过有的水平也很低。因此,我们要有一个全面的质量观,我们说质量比他们差,不是我们的理论水平和考试水平,而是创新能力、实验实践能力,这方面确实要加强。
  第三、结构
  要有一个合理的结构,包括层次结构合理、专业结构合理、形式多样,可以适应社会上不同人群要进一步深造的愿望。布局合理,不可能全国一样。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带动当地整个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提高。所以布局合理是很重要的,当然不是拉平就合理,而是布局合理。
  第四、效益
  高等教育的效益和产品的效益不一样,因为高等教育的效益有一个生均投入,还有人才质量。我们不能只强调全国办大教育就是投入产出越高越好。从高校来看,要立足降低生均成本,我国现在不是原来的穷国办大教育,在其他方面浪费的钱多的惊人。我们不一定要达到发达国家那样,而是要朝那个方向走。
  第五、水平和贡献
  水平高低首先看科研水平,这个是很明显就看到的。是不是“高等教育强国”,核心是提高人才质量和科技创新的水平,但是最后的标志还是以我国重点大学、龙头高校与国际上的名校是否在人才培养质量,尤其是最后出来的高水平博士生的水平上能否靠近国际水平,也就是是否做出创新型的成果出来。如果我们有一批重点建设的“985”、“211”高校对社会的影响、贡献接近于世界名校的水平,那么我们高校的整体水平就提高了,就是向高教强国迈进和靠拢了。
  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在谈到“怎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时认为:在研究“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课题时,首先要把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相关的一些问题研究一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经济、文化中心形成的关系,在学理上始终没有解决。那么,西方发达国家成为强国的时候,高等教育是怎样的状态?比如美国成为第一大强国的时候,高等教育是怎样的水平,这些数据很零散;英、法、德、美在成为第一大强国时,是一种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是自发的还是怎样的,我们说不清这些东西。这里面应该有规律性的东西,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关方面的研究文献。课题研究中应该把学理的问题做清楚,也就是把高等教育强国和文化、经济强国之间是自觉还是非自觉的研究清楚。如果是非自觉的,我们应该如何自觉?如果是自觉的,那么如何把这个规律说清楚。可能过去是潜意识的,但是今天我们的意识程度要达到怎样的水准。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研究“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中需要研究的。
  北京教科院副院长吴岩对于“怎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小平同志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共同富裕的情况下,他提出先富一部分人的战略。由此,才达到了今天的和谐。如果当时讲和谐,那么当时我们就是和谐的贫困,而不是和谐的富裕,所以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因此,今天我们谈“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如果变成了东、中、西平行发展,我们就不是高等教育强国。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美国学习。美国是典型的高等教育强了国和高等教育强国的典范。一些非常有名的专家对美国的经验是这样总结的:美国今天之所以强盛,并不是整体上都很强盛,而是三个发展支撑了美国今天的霸主地位。这三个发展分别是: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发展带;西部西海岸洛杉矶、旧金山发展带;北部芝加哥发展带。这三个发展带是美国在世界工业、科技、农业中具有代表性的中心地带,这三个地带恰恰是美国不同类型的大学聚集的地方,所以美国在发展高等教育强国时都不是平均地发展,我们也应如此。今后高等教育强国可能应该先是强区,这样高等教育强国才能操作。
  武汉科技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别敦荣认为:过去的改革30年,主要是招商引资,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设备,来促进我们的经济增长。但我们现在要走自主发展的道路,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不能单纯引进人才和技术设备,要靠自身建立高教强国,支撑国家发展。在谈到“怎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时,他指出: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由落后走向发达,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一定是在思想和观念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不然不可能超越其它国家。如19世纪的德国,他们的高等教育创新、观念上的创新都超越了英国。美国在20世纪初进行高等教育创新,提出了新的观念,他们提出高等教育要为社会经济服务,这是过去英德大学所不齿,这样他们超越了德国,美国高等教育变强了。那么美国高等教育是不是就到顶了,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因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往往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不可分,所以在我们的特殊背景下,需要高等教育观念的创新,也是有可能建立起一套我们自身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把高等教育思想观念、理念列入优先考虑的范围。如果没有这种理念的创新,没有这种思想的解放,而是单纯地看相关的机制、体制、一些具体的做法,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整体的突破和新的思路。
  教育部评估中心副主任李志宏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由大国向强国迈进是必然的目标,这个命题比“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更符合人心,符合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求。在“怎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问题上,他认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应该是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都应该有好的学校。现在很强的学校“211”是没有问题了,目前正在做的是建设100所示范性的高职院校。除此之外,是否需要有一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示范性院校?国家如果可以拿出100亿来启动这件事情,这些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学校,也能办出一流的教育,那么这些学校就可以明确自己的定位。原来老的高工专院校,现在都变成本科了,他们应该往哪里走,国家应该从评估制度等方面来促进他们的发展,这样高等教育的结构才会更加合理。如果几个“211工程”都能实现,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武汉大学教科院副院长黄明东也就“怎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要进行若干问题的国际比较
  1.国民拥有高校数量的问题。国外是每10万至13万人有一所高校,我国目前则是每33万人拥有一所高校。按照国外情况,将来我国可能有1万到1.6万所高校,现在的高校数量不是多了。
  2.高教布局问题。根据2000年的世界大学排行,美国有30多所大学进入了世界前100名,这些大学在美国分布比较平衡。而我国则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
  3.高教规模问题。中国当前的毛入学率是23%,国外平均是40-67%,加拿大是102%,我们将来要到50%左右。
  第二、高教层次问题
  中国高校现在分为专科、本科、研究生三个层次,但是三者之间衔接和流转有问题,需要解决。
  第三、高教的类型结构问题
  国外高校类型非常丰富,在中国各类型结构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研究解决。
  第四、高教管理体制问题
  在国外除了法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上虚下实,而我国是上实下虚,政府管理过多过细。
  第五、高教的学科结构
  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国外著名高校的学科比较齐全,其特点是强调学科齐全、强调基础学科、强调特色、强调优势学科建设。
第六、高校内部的管理结构
  高校内部机构设置不能与政府一样,高校机构设置是针对学科、专业来的,要有利于学校的发展。
  辽宁教科院院长刘国瑞围绕“怎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谈了三点体会和建议:
  第一、不论是强国、强省建设,都不能高不可攀。不能只看重点学科、实验室这些一流大学的指标。在建设高教强省时,还要看高等教育的内在结构是否合理,体系是否完整,机制是否合理。
第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强省不能只是由教育部门来做,要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认可。政府出台政策、经费来支持都是必要的,社会各方面认可也是很重要的。
  第三、建设高教强省不只是加大投入。提高投入的效益同样重要。
  以上建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定位合理、点面结合、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社会形成合力。
  四、课题研究中需关注的其他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院长胡建华对课题研究的路径和方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第一、这样一项重大攻关课题应该要达到两个目标:一个是出一套“高等教育强国”的书,另外还要出一个咨询报告。更希望高等教育学会组织的课题把最终目标定位在出一个国家对高等教育决策有影响的报告。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都与一些咨询委员会的重要报告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有的咨询会是受政府委托的。像罗宾斯报告、日本的报告都在高等教育发展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希望高等教育学会研究出来的成果也能发挥这样的作用。研究报告和书的区别在于,研究报告更需要有一个魂,如果最终是要做研究报告,这个目标是否可以明确一些。当然两者是可以兼顾的,但是还是需要明确。
  第二、在课题研究时,应注意处理好三个关系:
  1.现状和未来的关系
立足现状、面向未来。尽管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高等教育有了很大的进展,但也存在了很多问题,我们的研究报告不应回避这些问题。但关于如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面向未来的,就是未来30年要怎样发展,因此在研究时,既要立足现状,就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出一些建议,同时还要面向未来,这是需要处理的一个关系。
  2.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我们是在谈建设我国的高等教育强国,是立足于中国的,但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潮流,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是如何发展的,这是一个大背景。目前好像没有看到哪个国家政府提出“高等教育强国”,没有这个词汇。因此,“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我们国家的特点,我们应该把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变成我国的自觉政策。
  3.高等教育和社会的关系
  立足高等教育、面向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离不开社会,我们也不是为了发展高等教育而发展高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希望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以要立足高等教育、面向社会。
  就具体内容来说,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最主要的,就是思想、制度、体制。思想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观念先行,这三者在研究中是要作为重点关注的。
  周远清会长根据大家的建议,就成果的形式问题也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最终的研究成果首先应该有一本总的书,书中将各方面的研究吸收进去,包括大家写的东西、平时发表的东西;其次,将来课题要按版块来做,因此,每个版块也应该有本书;第三,就是要撰写一个总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应有很多分报告,怎样来做这个报告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总之,他希望研究成果逐渐变成高等教育的实践,当然要和决策结合起来。
  北京大学教科院常务副院长陈学飞认为研究要靠实证性调查来支撑。不能仅谈想法和理论,这样没有太大作用。要有严格、规范、得到世界认可的研究方法去做实证研究,用数据说话,为决策服务。
  天津教科院副书记薛守刚也认为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实证和技术分析。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其高教内涵是有所不同的。
  全国教育规划办常务副主任曾天山认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课题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是一个集成创新(不是原始创新)。作为一个课题不能包罗万象,要有一个主线和灵魂,要有参照系,尽量有实证的东西。在研究的过程中,要关注各种类型高校的国际化问题、国外高等教育的一些共性问题。要研究的问题应有一个排序,要突出重点。因为该项研究是一个长线研究,因此,要有一个基础数据库和网站,要做深入研究。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王孙禺认为课题研究要有针对性地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如:体制、机制、管理、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本研究既要找差距也要总结成绩,这样对领导人决策有用,对社会了解高教也有用。目前高等教育有很多问题极需要解决,目标的确定对研究有很重要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周光礼也特别强调了研究的定位问题,研究成果除了出书,更重要的是要为政府决策服务,要有大量的实证研究和数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王革认为研究成果应有下面三种:一是写理念、思路性问题的总报告,其中包括一些有指导性和思路性的内容;二是要汇合所有专家意见的成果;三是每个部分或板块都应出一些成果,要详细些,给专家学者看的;四是提出几条总结性、原则性、指导性的东西,这是给领导看的,要简要明了。
  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院长马健生认为高教强国不仅是一个产出的问题,产出前的资源输入以及制约产出的制约因素都应该研究,“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离不开外部世界带给我们的压力和挑战,因此,在课题研究中应加强对西方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教科院徐国兴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青果是一个自然或自觉地过程,如英国和美国是自然的过程,德国和日本是自觉地过程,这些对我们国家都是非常有借鉴作用的。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陈智建议课题研究一定要包含应用型院校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研究,同时,大学文化和大学的体制创新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作用也不应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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